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观察、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中国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探索、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以革命思想、革命方法的巨大启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1920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党的任务，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委员，陈独秀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书记。
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与当时中国其他政党迥然不同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为之一新。这是“一大”的历史功绩。但在中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尚缺乏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了解和理论上的准备，特别是提出要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联系”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幼稚。这预示着，此后的革命道路既是光明的，也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事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示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中华民族决定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国民革命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列宁接见中共代表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但当时中共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仍同共产国际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并未立即实行这一策略。为此，马林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请示工作。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共产国际，陈述了六条理由，表明不同意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派达林参加。达林建议陈独秀召集参加上述会议的领导干部讨论研究莫斯科远东革命团体大会的精神，讨论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经过认真讨论，与会者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有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变化，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历史进化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对封建式军阀的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后能够建设民主政治。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是否联合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2年7月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内容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议认为，中国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终了”。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民主政治。”
第二，规定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其一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自身组建方面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是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其二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所应承担的政治任务，这就是：“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第三，确定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1)联合对敌的原则。决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2)独立自主的原则。决议指出，这种联合决不是投降与合并，而是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3)将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当前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决议一方面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又指明：“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的急需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
第四，阐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活动方式和有关政策。应采取通过代表会议的办法，商讨如何联络真正民主派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在全国联合工、农、商、学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无产阶级参加议会的目的，是要“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共产党员参加议会，由中央委员会提出名单，受中央执行委员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个人和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否则立即撤销其资格，并开除出党。
第五，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战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统战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会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思想，为尔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这次大会对于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确立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所设想的民主联合战线，本想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但后来却发展为“党内合作”的形式。导致这一策略转变的原因有三个：(1)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只允许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拒绝接受“党外合作”的方式。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共产国际希望尽快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倡导此种合作方式。(3)中国共产党为尽快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谋求加速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步伐，在“党外合作”方式无法实施之时，转而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实现上述策略转变有一个过程。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接受“党外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根据他在印尼爪哇的工作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起初、中共中央拒绝这个建议。于是，马林就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该报告中，马林肯定国民党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分析了国民党组织成分复杂性，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支持。共产国际很快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威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签署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中共中央将所在地址由上海迁往广州，并同马林加强工作联系。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行“党内合作”。马林带着上述指示回到中国，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对马林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会者经过热烈讨论，经马林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西湖会议后，中共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识。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相继加入国民党。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进一步确定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共代表团成员刘仁静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中共中央就此问题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正式表态。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地阐述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此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关于国共合作之策略的发展过程。接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与会同志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政治报告，但围绕是否让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张国焘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上述意见，坚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贬低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三大”宣言和决议等文件，在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下述诸方面的结论和决定：
决议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明确肯定“二大”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主张的正确性，肯定国民革命的宗旨在于实现上述主张。而要实现上述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实质上是讲，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推进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
宣言和决议对国民革命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国外压迫。”“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
（三）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的方式问题
大会决议指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此种合作的组织形式。决议讲了实行此种合作形式的必要性及实行此种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要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刻也不能忘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独立的革命旗帜。
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决定全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统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大”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为促进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民主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三大”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6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夏曦、张国焘、刘伯垂、李立三、王尽美等23人。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亲自主持大会的进行。大会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担任。此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接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2)通过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章程和宣言；(3)通过组织国民政府案；(4)重新解释三民主义；(5)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6)选举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此次大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如下：(1)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里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2)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3)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在实质上触及了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大会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同时，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样，国民党的旧三民主义就转变为新三民主义。此种新三民主义，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一致或接近，从而成为两党的政治合作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从组织路线上处理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这就是接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围绕着《党章草案》展开激烈的争论。以方瑞麟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提出反对“跨党”的主张。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对于这个问题，大小会激烈辩论历时五天。李大钊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严肃地解释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批驳了方瑞麟等人的主张。廖仲恺坚决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确认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根据这条组织路线，不但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国民党组织系统在人员配备和干部使用方面也贯彻了这条路线。大会当选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当选的1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7人。紧接此次大会之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此次会议确定的3名常委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1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所设的8个部中，共产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张善铭等分别担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的秘书。此后，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中，亦安排共产党人担任负责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担任国民党武汉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于树德等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可以说，以国民党“一大”为起点，国民党开始贯彻体现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新的组织路线，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
中共积极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建设。首先，中共协助国民党组成上海、汉口、北京三个市的国民党的执行部，然后，又相继建立了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级党组织。截至1926年1月，全国已有11个省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有8个省正在筹建国民党省级组织；全国已有国民党员14万人。共产党员在这些地方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对加强两党的合作做出了贡献。6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文件针对当时我们党内只注意国民党的工作而忽视自己工作的倾向，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抓紧对党员和工人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党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
经过“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武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中共积极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在军校急需干部的情况下，中共陆续选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到军校任职任教。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革了军校旧的政治机构，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制定了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以达到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觉悟、能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军人的培养目标。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所设的26门课程，大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讲授。这些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内容，培养学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来进行。这就从教育内容上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军校的统一战线性质。
为了保证黄埔军校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加强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还在校内建立了特别支部，在进步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并帮助校内的国民党组织开展工作。1925年1月，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团结全体革命军人的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成为中共团结革命军人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工作。1925年1月，创立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结合一军的实际，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了该军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这年的11月，还创立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黄埔军校的创立，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后来扫除旧式军阀、取得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培养了干部，准备了人才；一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国共斗争中，对共产党给予了同情和支持，甚至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和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恐慌。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以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的广州商团，于1924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骨干组成的革命军事力量，很快平定了叛乱。
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看病之机，在英国帝国主义和段琪瑞的支持下，策划从潮汕一带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于2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在蒋介石、周恩来的率领下，经过黄埔军校学生军的英勇奋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军队的3万多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组建新军队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第一次东征战斗正酣的时候，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暗中同英国帝国主义勾结，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坚决主张迅速平定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叛乱得以平定，使广东政府转危为安。
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又重新占领东江，井与另一军阀邓本殷同谋，纠集各路反革命势力，企图进犯广州。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到1926年2月，不仅陈、邓的反动军队主力被歼灭，连海南岛也被国民革命军占领。至此，广东全境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管辖之下。这不仅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也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当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向工人开枪，打伤10余人，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打死。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而日本资本家面对愤怒的群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采取高压政策，完全关闭罢工的纱厂，妄图以此胁迫工人停止罢工。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2千多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又举行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当游行群众到达南京路租界巡捕房门前时，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有13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对帝国主义的愤恨。6月1日，在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市、总罢工、总罢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成立上海市总工会，以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6月4日，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由于帝国主义对上海总商会的拉拢、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大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使这一场反帝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斗争只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上海的“三罢”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帝革命风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广东的省港大罢工，即广州、香港工人的联合大罢工。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爱国群众，10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英国帝国主义开枪打死50多人，打伤100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香港罢工工人由19日的10万人激增至25万多人，其中有13万人返回广州。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苏兆征被推选为委员长，邓中夏、陈延年等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领导省港大罢工当中，中共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一，加强广州工人和香港工人内部的大联合、大协作。其二，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支持。聘请廖仲恺为罢工委员会顾问，罢工工人支持国民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活动经费方面和居住条件方面的支持。其三，派人下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助工人封锁海岸，查禁日货等，以加强工农的联合。其四，在政治上团结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保护其利益，争取他们同情工人的斗争。其五，对华侨的商务活动，给予方便，争取华侨支援工人的斗争。中共运用上述统战策略，扩大了反帝联合战线，使罢工斗争持续16个月之久，在我国工运史上是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不仅使香港一度财政收入锐减，公共事业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且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少数民族中，在倡导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段琪瑞策划善后会议等斗争中，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强烈要求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与此同时，盘踞在中国中部、北部的各军阀看到广东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图谋联合起来，对付广东革命政府。根据这种政治形势，广东革命政府着手进行北伐战争的准备。由于广西李宗仁和湖南唐生智部队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共组建成国民革命军8个军，其总兵力约10万余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一些共产党员担任各军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并聘用了苏联顾问，显示了国共合作的特点。5月初，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担任团长的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从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出师北伐宣言》。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北伐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分西、中、东三路向北挺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西路军首先击退军阀叶开鑫部，相继占领长沙、平江、岳阳，前锋直指湖北战场。经过与吴佩孚主力于武汉外围的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击溃吴部主力。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基本上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在这次战役中，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被誉为“铁军”。八月初，国民革命军于南浔铁路一线歼灭孙传芳部主力，相继占领南昌、九江。此时，原驻粤闽边界的第一军一部也乘势向福建进军，于12月中旬占领福州。在北伐军大获全胜的同时，经过李大钊、刘伯坚、蔡和森长期的教育、帮助，原直系军阀冯玉祥于9月17日率部在五原誓师，宣布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到1926年底，北伐军已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样部也已控制了中国西北部陕甘地区，将东出潼关，进军河南。这将造成南北两路大军夹击军阀势力，会师郑州的有利态势。
北伐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尽管这是短暂的胜利，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巨大威力。这是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也是国共合作的胜利。
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参加到这个革命中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动员和有力组织，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1.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在广阔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湖南、湖北的工会会员，到1926年年底左右，发展到30余万人，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周密策划，精心组织，于3月21日，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次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不朽篇章。它也向一切怀疑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人们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可以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2.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北伐革命战争期间，同工人革命运动一样，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开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和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是：
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却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他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既然在理论上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会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政策。
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可靠的同盟军，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领导农民革命，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找到推翻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力量。
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中共党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而“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但两者都忘记了广大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于是，在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步步逼迫面前，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领导者是软弱可欺的，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权力的野心。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本已存在着的左、中、右三派，围绕着继续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
1925年6、7月间，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以理论家姿态出现的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能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对立，胡说只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在组织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即共同的信仰），决定了两党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提出中国国民党必须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为其实现更大的阴谋开始作组织上的准备。
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活动，中国共产党除了组织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驳斥外，中共广东组织的领导人，还主张通过召开国民党“二大”，以达到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并给日趋靠拢右派的蒋介石以回击的目的。但在国民党“二大”的最后选举中，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维新斯基的妥协退让，设有实现预定的计划。在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共产党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近一半；在25名中监委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起来才7人，右派占绝对优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第一次被选入中执委。在接着召开的二届一次全会上，他不仅当上了中常委，而且还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总监，即总司令。使这样一个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的军长，顷刻之间，成为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人物，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蒋介石为了达到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目的，加紧了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步伐。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的爪牙大肆造谣，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推翻国民政府。此时的蒋介石故作“惊异”状，矢口否认有调令的事。20日，他宣布在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等5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井强迫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或叫“三二O”反革命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的阴谋”的谣言。蒋介石当时考虑到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带有试探的性质，因此，很快又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发还了所缴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但同时，又借口加强团结，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实现他篡夺第一军军权的目的。
陈独秀等人在军权上对蒋介石的让步，并没有换得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善心。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所谓“消释疑虑，拒绝纠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2)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部长；(3)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4)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对这样一个排挤共产党员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严重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却表现得严重右倾、软弱，并强迫中共党团代表签字接受。结果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蒋介石也因此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从而为他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他伺机绞杀革命，准备了条件。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错误和危害性，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日益暴露出来。此种情况，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忧虑。为了从理论上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主要观点是：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以四年来无产阶级在罢工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和强大力量，说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理应居于领导地位。他还分析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原因。他说：“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笫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三）指明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农民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深入分析，指出：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天然的同盟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十四件大事，指明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扫除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绅、不法的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村的统治，摧毁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挖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其实质是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这些论述为在中国革命中建立工农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很策略地讲明他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焘“左”倾错误思想的分歧。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认识和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失败。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的人，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性的一面，而看不见其对敌妥协性及其右翼可能叛变革命的一面，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作斗争和提防，其结果必然会损害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在其正面论述中已经蕴涵着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观点的批判。
（五）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若干策略问题
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策略思想；关于放手发动、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思想；关于在农村中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之阶级路线的策略思想；关于建立农民政权以强化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关于武装农民以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的斗争能力之策略思想，等等。这些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现状、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左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当时的紧急问题。毛泽东这一考察报告，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提出了一条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工农联盟的正确思想与农村工作方针。虽然当时未被党的领导机关所采纳，更不被陈独秀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著作是我们党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之作。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1927年9月，蒋介石发出通告：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名义公开办公。同时，蒋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并屠杀共产党员，武力镇压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由于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
“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竟如此荒谬、如此愚蠢地同意发表这样的宣言，无异于为虎作伥。不仅完全掩盖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阴谋，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束手待缚、延颈待砍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蒋介石叛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惯于看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这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大唱革命高调，表示“格守总理遗训，为党国效劳”，并高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口号，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的人。转为大讲“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派人查办湘、鄂、赣各省的“过激”言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黄冈、黄陂)的农民协会。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又称之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必须揭露蒋介石，孤立国民党右派，改造国民党机关，组织军队，改进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如果照此执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采取“暂缓执行”；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表示对汪的信任，把指示给他看了。汪如获至宝，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6月5日，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务。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由冯玉祥坐镇北方，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此时，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正当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忍让、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6月29日，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遭到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个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力量必然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决定了这两个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当各帝国主义感到自已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肋时，他们必然地站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一边，对付革命力量。特别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的背叛，更大大削弱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样一消一长，其结局必然是革命的失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期，即l924年到1926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右派有四次大的让步：一是不支持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在国民党“二大”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的计划，结果使右派势力增大，给中间派壮了胆，左派孤立了。这次会议还把假左派、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选为中央执委，抬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拒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的正确主张，害怕反击会破裂统一战线，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负责任”造成的，公开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屈服于新右派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完全接受这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他并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四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当毛泽东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毛泽东于大会之外，剥夺了毛泽东的表决权。1927年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做出了全面的让步。
在当时，除了周恩来等少数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作的意义外，大多数共产党人不重视军队。斯大林曾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他也曾提醒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军队。但陈独秀却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的革命事业。”当时全党对此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在行动上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军权，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与反动派相抗衡，从而大大助长了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气焰，也无力阻止国共合作的破裂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是它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出，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一经发现就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暴力镇压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失去了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赂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