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投降敌人。党员人数由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农民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个战线中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已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会议由7月下旬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此次会议筹备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中共地方代表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主要是：
（一）确定了以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
《告全党党员书》指出，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已变成军阀政府，与蒋介石毫无差异。《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党要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议同意了他提出的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鄂赣粤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意见。
会议强调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在政策上做出如下一些规定：农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和族祠庙宇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这次会议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此，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人群众并指导他们的斗争。“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共产党把主要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伏下了一个祸根。
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了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右派展开了英勇斗争。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8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为完成孙中山临终的嘱托，宋庆龄于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发表《赴莫斯科的声明》，再次表明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指出叛变革命和违背三大政策的反动势力必然要走向失败。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中国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
宋庆龄到苏联后，考察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广泛宣传了国民党左派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反动派破坏革命的罪行。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等开始探索组建新党的工作。1927年11月1日，他们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已成为旧势力的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的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宣言》的发表，对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给予很大的鼓舞。在苏期间，她还通过电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她在—封针对蒋介石劝她回国的电报中，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路上决不回头。”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她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坚决支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拥护国共合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愤然断绝了与蒋的联系，拒不出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拒绝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她指责汪精卫之流的“分共”政策，背叛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的联共主张，表示决不违背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为表示决不与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她毅然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回到广州专门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从事发动群众的训练工作。为筹集学校经费，她亲赴菲律宾及南洋卖画。“九一八”事变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回国从事民主运动。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该党中央先后委派党员到北平、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方组织。
1930年5月，邓演达应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要求，回国投身革命。邓演达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进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继续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可以把受过国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仍然留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不满意蒋介石统治的人团结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该党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依附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平民群众和工农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各被压迫民族结成政治联盟。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政权，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是主张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华革命党及由其易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党。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周恩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受极大的挫折，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具有两面性，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有某种联系。(2)国民党“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节劳资纠纷。(3)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城市群众和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留守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中指出：“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边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地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简单地站在群众以外笼统地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
1928年6月，中央又发出第54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同年7月，党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对“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积极深入到各类有群众的工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纲领，争取右派工会的群众。可以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当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而对于其领袖表现出妥协、畏缩和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要向群众揭露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中央决定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工会，设法在工会中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从大革命失败后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党领导的重要罢工有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达34万多人。在1928年5月，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了上百个工会团体和学生组织，联合组成“反日会”、“济案后援会’’等反日组织，举行了“五卅”三周年、“济南惨案”一周月纪念日等大型示威游行。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上海爆发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此外，在广州、天津、武汉、厦门、无锡、苏州等地都爆发了由我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反动的黄色工会遭到失败，我们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威信。
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随后，以江西根据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先后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按照“六大”规定的土地革命纲领，各个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经过毛泽东多年的探索，到1931年2月，已制定出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得到蓬勃发展。
农民问题历来是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实质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了农民问题，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作民主革命的关键，采取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农民积极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的作战，粉碎敌人的围攻，从而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工农联盟得到巩固，统一战线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足点。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和指示。1930年6月，《中央特别通告》发出“组织兵变为兵运的中心策略”，要求在一些兵变成熟的地方，党要适时抓住时机，直接领导士兵起义。提出在组织兵变时要有鲜明的旗帜和口号，要为创建红军和土地革命服务。兵变成功后，要对旧军队改造，使之转化为人民的军队。
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党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1928年5月，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西北军中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配合当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1929年10月，共产党人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地区领导了国民党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底和1930年初在广西的百色和龙州，由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和李明瑞等，分别领导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的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1931年3月，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剿共”。这个曾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杂牌军”到江西后，对蒋情绪日益不满。中共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派袁血卒等三名共产党员，同原隐伏在该军的共产党员一道，积极而谨慎地开展工作。不久就发展了包括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多名官兵为共产党员，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同时，还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积极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1931年12月14目，由赵博生、董振堂率领的二十六路军约1万7千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投奔工农红军(又称“宁都起义”)。二十六路军的起义，是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尚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党历来在重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把文化斗争的统一战线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上。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破坏进步文化团体，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了进步思想，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盾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普遍滋生了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恨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无比愤慨的情绪，形成了一种近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命冲动。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不间断的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和中央领导者缺乏把全党情绪引向正确方向的能力，对国情和斗争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把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当作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不能恰当地提出当时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从而发生了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领导者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潮”中。因而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他们对不同意“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的不同意见者，扣上“机会主义毒发作”、“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的“右倾”帽子，并在纪律上进行制裁。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更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会议决议案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提出了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给予政治纪律处分。
盲动主义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地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并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全党思想混乱的情况大体上得到了统一，并决定把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会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六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仍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久的蓄谋和准备后，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东北的大规模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军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目标指向华北，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1932年和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为实现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的野心，于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按国民党政府的训令，全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受命处理所谓的“张北事件”，又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
按照这两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接着，日寇又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进行武装走私和非法掠夺，日货倾销中国市场，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民族工商业也面临绝境。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在北方，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给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南方，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进行了淞沪抗战，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他们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分子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他们与近30个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民众救亡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热河失地，武装民众抗日，给予人民一切政治自由。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宣布总罢课。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由学生界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各界，形成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所属14个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要求作出答复。上海、北平的文化、妇女界也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上述情况表明，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促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有了明显抗日的倾向；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左派领袖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也借反对亲日派来抵制日本。因此，”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列宁逝世后，1934年5月，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于1935年7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为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根据这一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同意，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同时还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彻底清算党内仍然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决议》还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分析了产生关门主义的根源，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就必须打持久战。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充分估计了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分析了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险时刻各阶级的态度，指出：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中国殖民地威胁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面来，但他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二者间动摇着，半殖民地和多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地主买办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在新的形势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策略》尖锐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主要错误，一是不承认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反革命营垒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他们要求打倒一切，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势力还暂时大于革命势力的现实，想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逼蒋抗日”策略的确定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
1936年春，为了加强党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不仅会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促进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在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1.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后来由于陈济棠部的李汉魂、余汉谋叛变投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广东，并对广西形成重兵包围、讨伐之势，李、白也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中共从有利于抗战出发，派云广英同志前往广西，建议李、白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李宗仁、自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诚意，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派代表到陕北与我党共同订立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2.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我党分析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一个突破口，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亦称“抗日敢死队”)。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3.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抗日的非嫡系的东北军的阴谋，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与红军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谈。之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我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6月2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党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
我党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我党合作，他长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职。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我党《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当前抗日的形势，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与我党初步协商，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设立秘密交通站、运输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王炳南到杨部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党同杨虎城的合作。
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各界救国会组织。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应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救国会的主要政治主张是：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第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第三，废除苛捐杂税，提高海关进口税，抵制日货，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第四，改变妥协外交，联合世界反日和反战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写信，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全国救国会成立以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也因此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6年11月22日深夜，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愤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救国会发表宣言和告国人书，宣布不会因领袖的被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而是要继续奋斗下去。宋庆龄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等2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气愤地质问他：对待人民爱国运动这样残酷，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此事不仅在国内引起一场政治轩然大波，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16名国际知名人士，也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甚为不安。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并多方开展营救工作。6月，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响应，纷纷签名参加。7月5日，宋庆龄抱病与其他发起人自带行装，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抗战爆发后，“七君子”终于被释放出狱。中国共产党和救国会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对逼促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转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于17日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感到对内反共打内战，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现上述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城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全局出发，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保持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对国民党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利于组成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国共合作的格局虽然基本确定，但怎样实现合作，尚有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从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3月8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谈判大体趋于一致的意见写成条文，即：“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已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个修改方案。限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改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这种以“谈判”、“改编”为名，行“收编”、“招安”之实的无理要求，为中共代表严词拒绝；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关边区政府和红军改编的意见，并提议由周恩来起草一个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6月，由周恩来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在庐山，蒋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许诺，提出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派出同等数量人员组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副职由国民党员担任，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陕甘宁边区的正职官长也要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等无理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我党从大局出发，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方案，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正当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的步伐。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毛泽东这两个讲话，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我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依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的中日之间的矛盾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地位，从而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2.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利，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争取民主，“…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3.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同时又强调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4.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回顾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在当前，“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毛泽东还从原则上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1)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行动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2)必须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3)共产党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联盟，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4)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全党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的一致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以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