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1937年7月8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蒋介石。蒋扣压没有公布。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但在红军和苏区的管辖、每个师的参谋长和政训主任由哪方选派等问题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左权任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
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了，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共产党于7月15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制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诺言：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蒋介石于9月23日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但这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每个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先后在1938年3月1日、3月25日，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陈述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构、动员组织民众、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善政治机构，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等意见。
在中共和广大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4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要求“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是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虽然它在实际上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它毕竟是向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
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除毛泽东外，其他六位都出席了这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紧密团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大会宣告：“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要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在经济上要增强生产，加速建设。这些，都表明参政会在促进民主政治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使抗战初期两党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等战役。平津战役是正面战场进行的第一大战役，第二十九军10万将士英勇抗击日寇。淞沪战役中，70万国民党政府军抵御日军30万人进攻，坚守上海三个月，歼敌4万多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投入兵力100万，战斗四个半月，使日军遭到打击，为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创造了条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二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斗中以身殉职，谢晋元等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等，都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
1.平型关与忻口战役。1937年8月，日军重点进攻山西。9月攻占大同。10月分东、北两路准备合攻太原。阎锡山计划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配合。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多名，击毁敌人汽车100多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给日军的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全国抗日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为之振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等人决定在忻口阻击东、北两路合围太原的日军。调集8万多兵力，由卫立煌任前线总指挥，黄绍竤负责阻击娘子关方向之敌，周恩来经中共中央用意，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协调八路军与友军联合对日作战。
会战之初，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傅作义等人，根据日军三路推进态势，拟将主要兵力放在代县、忻口正面阻击。周恩来根据地形和八路军作战经验，提出应以小部牵制正面之敌，大部诱敌，侧面出击，消灭敌人等一整套作战计划。阎锡山等人均表赞成，并下令执行。周恩来还同他们商定：为了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由晋军将领杨爱源指挥。忻口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阵地争夺战，打死打伤日军两万余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壮烈牺牲。参战的八路军，认真执行计划，获得许多胜利。比如，一二O师一次摧毁敌运输车500多辆，歼敌500多人；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烧毁敌机24架，使日军失去了空中控制；一一五师一度收复繁峙、蔚县、曲阳等城镇。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互相配合，抗击日军的一次很有影响的战役。
2.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上旬，白祟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祟禧指挥40万国民党军队，抢在敌人之前占领了台儿庄和运河渡口，并以主力绕至临沂、绎县之间，对日军矾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8万多人分割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击溃日军两个师团；歼敌l万多人。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的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3.敌后游击战争。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由于不发动群众，实行片面抗战，到1938年初整个华北六省几乎丢光。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正面战场就从平、律、沪退到武汉和广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华北地区，一一五师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1月7日成立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38年1月11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诞生的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1938年4月，冀中又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使山区和平原连在一起。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O师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开展雁北游击战，11月16日在雁门关南，伏击日军汽车560多辆。1938年2月，该师收复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派李井泉支队深入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民主根据地。为晋绥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7年10月，在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率领下，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发动了七亘村、黄崖底连续伏击战，歼灭日军1300多人，缴获战马1000多匹。建立了太行、太岳两个抗日根据地，并派徐向前带部队进入冀鲁豫大平原，逐步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报据地。当山东的韩复榘溃退时，中共山东省委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四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国共两党在对日作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满怀胜利信心，准备长期战斗。而国民党在抗战开始时，是“亡国论”；全面抗战后，当取得一些胜利时，“速胜论”又占了上风。在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存在着盲目乐观和轻敌思想，认为不出四年就能打败日本，因而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忽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进一步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提高广大人民的抗战胜利的信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毛泽东从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的总根据出发，对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由于敌强我弱，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失败和中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则是得道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胜战，抗日战争是这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的比赛，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日本只能横行一时，不能横行到底；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基于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具体过程是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他还指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一书，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它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逻辑力量和惊人的科学预见，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内在规律，并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从而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对于指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1.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成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国共两党都是“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2.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迎合蒋介石的“军令统一”的要求，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质上是一条军事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正中蒋介石妄图“收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下怀。
3.在组织纪律上，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其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与中央方针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1)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4)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现在中国的实际，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在策略上，我们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态度。为着克服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
自“七七”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美、法妄图牺牲中国，诱使日军进攻苏联。但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动摇和分裂。1938年12月29日，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也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
（一）坚持全面抗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等等。
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在冀西南，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愤恨的侯如墉、齐明礼等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同时，集中25个团的兵力，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3000多人。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经过四天战斗，消灭朱怀冰三个师。从而，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中论策略方针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
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绎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
中国共产党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民族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1940年3月，中共派王若飞、萧劲光赴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3月，朱德与卫立煌谈判。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主要内容是四个问题：“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共原则上同意划分防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在全国有合法、平等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地区和补给，承认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他游击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却于1940年7月16日抛出“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的50万人合并缩减为10万人。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提示案”的无理要求。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祟禧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给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员，新四军叶挺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着八路军、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限期北移”的手令，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围剿”新四军，并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致电何应钦、白祟禧，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诬蔑。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队移到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000余人从泾县开始转移，准备经天目山到苏南，然后渡长江北上。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当时由于项英同志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事先缺乏准备，临战又缺少正确的部署。在叶挺领导下，虽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都壮烈牺牲。其中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1月13日，军长叶挺冒死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竟被扣押。这本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蒋介石混淆黑白，竟然在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要取消其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1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皖南死难者致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1941年2月15日，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国民党在未答应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之前，拒绝出席第二届参政会，以示抗议。
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所采取的措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民主人士，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海外华侨陈嘉庚等通电，斥责国民党当局，强烈要求今后必须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政府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内团结。美国政府照会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英国政府也照会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反击之坚决，团内外反应之强烈，出乎肇事者的预料。把自己置于十分孤立尴尬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6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保证”决不再搞“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国际”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宣布解散，由各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顽固派乘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取消边区割据”。6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决定调动四五十万军队，兵分九路“闪击延安”。于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革命舆论和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针，发表声明，充分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指出：“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么？”同时，边区军民积极备战，准备随时迎击顽固派的进攻。国内外舆论也纷纷谴责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没有造成大规模内战情况下，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住了。
1940年至1942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相当猖狂。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政府投降，德军对英国本土进行海空袭击。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为“轴心国”。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第二天，日本对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联合宣言，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日本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梦想迅速灭亡中国。为此，它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侵华兵力的70％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后的两年中，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万人，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时国民党调集70万军队，围困、进攻解放区。加之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区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孤立反共顽固派，使解放区的政权更加巩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
“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于是，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另选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也调动了民主人士和各界的积极性。像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和另外十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日的基本力量，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击日本侵赂者的积极性，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争取、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既适当提高农民权益，又通过有原则的让步，保障地主权益的做法，使农村的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使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和互助合作的生产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稻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3年1月，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歼灭德军33万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欧洲战局。1944年夏，苏军收复了全部国土，把战线推到东欧。1943年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l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处境极为不利。
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各解放区的抗日战场上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抗日根据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与中共关系上，不得不从“军事解决”再回到“政治解决”上来，要求与中共重新谈判。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指出，现时中国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国民党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共两党又恢复谈判。1944年4月29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抵达西安。5月4日，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开始谈判。林伯渠首先提出，以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说中所提的五项条件为基础。国民党代表则提出先就边区问题和军事问题进行商谈。在军事问题上，双方在中共领导的军队数量上分歧很大，就此会谈了五次，仍达不成一致意见。5月17日中共代表应邀又飞到重庆继续谈判。中国共产党提出二十条意见。国民党代表看后认为，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宣布国民党的罪状，希望能修改一些内容和词句，并拒绝接受和转交给国民党中央。中共代表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予以让步，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另八条口头提出。1944年6月5日再次举行会谈。国民党以“内容并未改变”为由拒绝接受中共条件，却抛出个《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余都要限期取消；陕甘宁边区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现实办理”。对中共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却一字不提。这些条件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由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经过半年谈判，终无结果。
国民党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于1944年9月5日至19日，在重庆召开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欲借实力以压共产党接受他们的“条件”。
中共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乘此机会，利用合法讲坛，揭露他们坚持一党专政、破坏谈判的阴谋。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参政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讲了谈判中的重要问题、谈判的重要分歧、谈判的经过真相。以有力的事实，说明“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坚守不渝”，而国民党政府却在军队、政权与党等重大问题上，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制造严重障碍，揭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的真相。林伯渠严正指出，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针对国共谈判中的问题，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同志作了著名的《如何解决》的双十节演讲。他严正指出，仅在最近半年内，正面战场沦陷了10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正面战场之所以溃败惨重，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周恩来强烈呼吁：“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惟一正确方案。”周恩来还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六条具体步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的最高体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立刻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节节败退。美国政府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从它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插手国共谈判。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他同蒋介石商定的五点方案到延安。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赫尔利进行了谈判。11月9日，中共提出新的五点方案，经过四次会谈，11月10日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签字作保。
受中共中央委派，1944年11月11日，周恩来随赫尔利到重庆。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后，蒋介石反对，赫尔利就抛弃了由他签字担保的五项协议。1944年12月28日，国民党作出继续谈判的决定。可是蒋介石拒绝中共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措施，于1945年元旦，公然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以抵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质上是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承认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合法地位，强制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政权。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再次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在延安召开由他参加的两党会议。1月11日毛泽东复函赫尔利，提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
1月24日，周恩来抵重庆，次日发表声明，代表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但是国民党对周恩来再次来重庆谈判仍无诚意。国民党谈判的要点，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或由美国人充当统帅。这是变中国军队为殖民地军队的卖国政策，周恩来断然拒绝。虽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于国民党坚持其错误政策，谈判仍未取得进展。
1945年2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讲，拒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宣布将于5月11日召开伪“国民大会”，遭到全国人民反对。4月2日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他撕破虚伪面纱，露出扶蒋反共的真面目。1945年5月5日至2l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宣称“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蒋介石已加快了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在中国维持与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阴谋，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这时的解放区总面积巳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党的“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城市工作等问题。《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从路线是非和产生根源上作了分析和结论，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
大会听取并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国民党实行消极的抗日政策，是“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国共两党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两个前途的搏斗。为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七大为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了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完整的纲领和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赂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反映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这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首先是发动农民群众，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还要加强在城市和工人阶级中的工作，特别要发展人民军队，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重要任务。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这就要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对当前和今后如何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从“九一八”到党的“七大”，周恩来同志把统一战线，划分为五个阶段：(1)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1931-1936)。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这阶段是反蒋抗日。(2)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1936．12-1937．7)。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这阶段是逼蒋抗日。(3)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1937．7-1938．10)。斗争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坚持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蒋介石方面则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落实他们的“溶共政策”。这阶段是联蒋抗日。(4）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国共两党公开谈判(1939-1944)。斗争的中心是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国民党要妥协、分裂、倒退。其间有三次反共高潮，三次国共谈判。(5)从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到现在(1944.9-1945．5)。斗争的中心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政府。
周恩来同志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他依据毛泽东思想，从同“左”、右倾斗争的丰富实践中，深刻指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
认清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这就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
要组织好队伍。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队伍很大，很复杂，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要分析情况，区别对待，争取绝大多数。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这就要依靠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中的主要力量。也要依靠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要引导他们和工农结合。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要争取，要联合，至少使他们中立。但不能依靠他们。这个队伍分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
司令官问题。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是通过艰苦斗争而争来的，和我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双方争夺的对象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是用压迫的方法去争取，共产党是用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的方法。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一样的。
在中、美、苏的强大攻势下，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同时根据1943年12月公布的《开罗宣言》，将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伪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9月3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此，历经八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侵赂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所有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八年抗战中，作战12．5万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以上。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220万人，解放区一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爱国的民主党派、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为抗日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国民党的军事报告，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大的会战20多次，主要战斗907次，毙伤敌伪军228万人。历史证明，国民党部队中广大的爱国官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同盟国英、美及全世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八年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当然在这之中，也获得了国际方面的援助。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批军火贷款，支援中国飞机1000多架，航空人员2000多人。日本共产党一再向日本人民号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亲自来中国，同中国共产党-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战宣传。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以及美国史沫特莱作家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即使英、美、法等国，因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也希望国共合作抗日。当中国抗战到反攻阶段，由于苏联以百万大军出兵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使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