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场关系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复杂斗争，在当时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篡夺胜利果实的斗争。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垄断受降权、抢夺胜利果实、重建法西斯专政的阴谋和行径，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中间势力和各民主党派纷纷呼吁和平。蒋介石虽早在抗战结束前的5月定下了“消灭共产党”、挑起内战的方针，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国际舆论也不赞同；更因兵力分散，一时难以集中，发动内战尚需足够的时间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发动内战，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它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后，于8月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对蒋采取“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斗争求团结，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他的头”，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护国内和平，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针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分裂”的阴谋，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以代替过去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口号。这是中共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充分表达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利益的方针。
《宣言》首先提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为了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行若干紧急措施”：(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伪的一切工作权利；(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救济难胞，减轻赋税；(5)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宣言》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言》最后号召：“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在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先派遣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的问题，经反复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泽东赴渝谈判，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8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即将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赫尔利(美国驻华特使)和张治中的陪同下抵渝，受到重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各民主党派领导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前去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壮举，引起举国欢腾，中外称庆，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签署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为期43天。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九次会见，进行直接谈判，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十多次谈判。整个谈判可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由于中共代表团是有备而来，在谈判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同时也在不损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从而争取了主动，赢得了全国人民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日益陷于孤立、被动。10月5日，双方代表讨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
10月10日下午，这个《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签订。10月12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关于《会议纪要》的意义，毛泽东在l0月11日回到延安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在渝期间，充分利用合法斗争时机，抽出时间，广泛地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工商界、新闻界、妇女界和国际友好人士接触，宣传中共的主张，加强了各界人士对中共的了解，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争取了许多朋友，大大地加强了人民民主力量。成为中共统战史上绚丽的一页。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力量日益扩大，他们要求实现民主，主张停止内战。
美国总统杜鲁门按照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扩大其权力”的既定方针，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任命马歇尔接替赫尔利为美国驻华特使，来斡旋各方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能避免内战，通过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内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在我人民军队自卫反击下，连连失利，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需时日。因此，他也不得不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后由秦邦宪接替)、陆定一、邓颖超。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斗争：
1.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为了给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代表团下机伊始就提出：“希望双方先停战”。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副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经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奔走呼吁，经国共双方的几度磋商，于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3日午夜，双方军队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整个商谈过程中，蒋介石等多次作梗，终因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无法得逞。
2.代表名额分配问题。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孤立共产党。为了分化民盟代表团，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遭到罗隆基的严辞拒绝。张群、吴铁城对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身份，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励、张东荪，也末达到目的。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分裂民主同盟，答应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私下许愿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青年党突然提出要在民盟9名代表名额中占5个名额。在遭到拒绝后。青年党表示坚决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的要求，妄想以此来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代表团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周恩来多次向民盟领导表示，民盟原定的9名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他还提议，民盟仍保持9名代表，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占5席，解决增加名额的办法是：共产党让出两个名额，变为7席；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变为8席；另外，总额增加2名；代表总额由原定的36人增至38人。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的做法，不但感动了民盟，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这个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这场代表名额分配上的激烈斗争不但得以解决，也使国民党的不良居心未能得逞。虽然国民党拉走了青年党，但未能把民盟拆散；相反，使民盟内部更加团结，对国民党的认识更清楚了；他们对中共顾全大局、作出让步的举措，深受感动，决心同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到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基本上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国民党及其附属青年党，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会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实质仍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会议进行中，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在大小会议上，相互支持，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关于军队问题。与会三种势力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点民主，企图以"民主"为诱饵，骗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把政治民主化事业的支柱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断送政治民主化事业。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关于政权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依照其提案，国民党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须由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只有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的权力，而无用人权；政府主席有相对否定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可见，国民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只是希望增加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以装潢门面，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中共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把戏，相继反对这项提案。罗隆基指出，改组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各党派能参加政府”。改组政府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必须以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共同决策机构，要真能决策；各方面人员参加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并提出七点质问，揭露了国民党企图一党专政的用心。中共代表董必武支持罗隆基的发言，并强调指出，应当在有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有权决定人选，政府的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比例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对于蒋介石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种进步。同时，宪法草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要制定省宪，等等。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
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所有这些，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益的，是人民民主势力的胜利。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在会议内外密切合作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决心坚定地维护和遵守停战协定和政协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朱德在1946年2月3日延安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大会上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行停战协定和政协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要“准备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是另一番景象。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前后，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开始发难，放肆诋毁政协协议，认为政协会议“系国民党的失败”，攻击宪草原则“背叛孙中山的遗教”，甚至有人提议要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蒋介石本人也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这样，一场维护遵守政协协议与破坏撕毁政协协议的激烈斗争就接踵而起了。
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及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将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包围，对他们边打边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一些人失踪。当晚，周恩来就较场口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同时，率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到医院慰问受伤者。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发表消息，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起来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二）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
国民党于3月1日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十三项决议案；推翻政协的决议，完全否定了政协关于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协议，继续坚持“五五宪章”中的中央集权制及个人独裁，重弹“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的老调。美国白皮书对此也心知肚明，写道：“国民党中不妥协的顽固分子复极力破坏政协纲领”，“企图修改政协所承认的作为修改宪法草案之原则，坚持五五宪法草案”。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质问国民党：“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并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谴责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号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高警惕，坚持政协决议”，“加紧发动群众，去击碎反动顽固分子的最后抵抗”。
为使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的做法合法化，国民党于3月20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公然撕毁政协决议。会议在中共参政员不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议案。
4月4日，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对时局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共一向主张全部实施政协决议，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国民党想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停战、恢复交通与整军复员的方案，其目的是挑起内战。
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1)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2)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4)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暴徒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冯玉样、李济深等人得知后，数次给国民党军政当局打电话，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们，均未奏效。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事件发生后，经民主同盟和中共代表团向孙科、邵力子、马歇尔等呼吁，至翌晨2时才将受伤者送进中央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及郭沫若迅即赶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人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留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周恩来向受伤的代表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形式分致马歇尔、徐永昌，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六项善后办法。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因此，蒋介石曾秘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李公朴的秘书、战友方仲伯曾劝他尽快离开昆明，他淡然回答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7月11日晚，他与妻子张曼筠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5日下午l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闻一多当众怒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他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是有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回来。”他高喊：“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李闻惨案”。
李、闻被害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分别给李、闻家属发了唁电，对李、闻表示哀悼，表彰他们“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周恩来闻讯后极其愤怒，他强烈谴责国民党：“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法西斯暴行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为法西斯统治之最后挣扎，自掘坟墓。”
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表示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
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政治之装饰，其所订宪法，亦不过增加独裁政治之合法基础而已，其结果必陷国家于长期分裂内战之境，而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
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励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国民党蒋介石违背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反对。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订伪宪法。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对以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而对拒绝参加伪国大并宣布退出民社党的张东荪等人继续保留其盟籍。蒋介石以召开国大实现独裁、孤立中共的图谋，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反而孤立了自己。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在以上各项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统战政策，团结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使他们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不仅更加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而且积极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斗争中去。
蒋介石玩弄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与中共进行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发动向解放区进攻。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和东北的人民军队，完全否定坚持八年抗战的东江抗日纵队、琼崖纵队及坚持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日本进攻东北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在这里几乎无一兵一卒。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1945年10月就空运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分两路挺进东北。1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安司令的杜聿明，率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在1946年初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又向这里增兵7个军，向解放区分路进攻，先后攻占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地。值此东北内战愈演愈烈之际，周恩来在4月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时局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达28．5万人，加上政府计划增派的8个军，总数将超过50万，大多数部队都是美械师，其目的“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内战的准备之后，于6月26日以2l万余兵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和伪宪法的制订，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进入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和平谈判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此后，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随即迫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离去。2月21日，国民党首先强迫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离。随后又限定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
接着，国民党于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陈诚更狂妄地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了。
（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党的任务和各项政策是不能分离的。
他在阐释三大经济纲领时，处处包含了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
1.坚决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报告指出：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提醒全党：“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要防止重复过去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到1948年9月，约有一亿农民得到了土地。解放区土地革命的胜利，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打下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打败蒋介石创造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2.保护民族工商业。报告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相反，“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在革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党过去在对待工商业者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3.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回顾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至关紧要，“统一战线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党的十二月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这个党内指示详细阐述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强调、重申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
1.针对当时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存在着的“左”的倾向，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贫雇农的带头作用，“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强调要团结、教育和任用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对他们，“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
3.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规定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和防止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证了党的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第二条战线是1946年到1947年5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蒋介石为克服经济危机，为维持发动全面内战的巨额战争费用，一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二是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三是滥发钞票。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钞厂全部开动，仍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到美国、英国去印制，由飞机空运回国。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这种滥印钞票的愚蠢之举，又引发了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00元法币在1933年尚可买到两头牛，到1946年只能买到一只鸡蛋，到1947年只够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信封贴在邮票上”，就是当时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人员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就是这样地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政治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蒋介石出于反共、独裁的需要，不借以卖国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与欢心。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更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一个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同时，于1946年底；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下设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个组。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随后，各中央局和有关区党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也相继成立了城工部，为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了组织准备。上述举措，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指导作用。
1.学生反美抗暴运动。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支持学生反美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进行反美反蒋的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2.“五二○”运动。1947年2月9日，上海第三百货业工会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在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行凶，当场打死该工会的梁仁达，打伤10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2月中旬，国民党又在北平进行全市大搜捕，非法搜捕了各界人士和学生2000多人。5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造成重伤20人，20多人被捕。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六小时之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万5千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五小时，结束后返回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决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届时游行示威。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大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
“五二○”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无论从性质或规模上看，都已有了质的变化，从而标志着“五二○”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在国统区形成的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蒋爱国运动，到1947年上半年汇聚成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构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迫使蒋介石必须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扩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独裁、卖国的反革命道路；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道路。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的压制、迫害，使他们打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认识到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其中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转向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疯狂镇压，对民主党派进行迫害。
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残酷镇压，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这困难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进行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成立后，民联和民促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等方面来了。从而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了反动顽固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很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郑重宣布：“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它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各民主党派在广泛开展响应“五一”号召，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中共的政治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矛盾，积极争取、策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起义投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上至“剿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局长、师旅长等，纷纷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的四年中，共争取敌军以84万人起义，29万余人接受我军改编，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8年9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考虑到，如能争取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全局至关重要。同时，也分析了吴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因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歧视、排挤，而对蒋不满的一面，有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开展对吴的争取工作。农工民主党、民革也积极予以配合。9月16日，在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敞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攻进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25日，吴化文等人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10月17日，担任长春东半部驻守任务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10万兵力的长围久困下，经过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工作，率所部四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曾泽生的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严重动摇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心。中共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周恩来亲自致书郑洞国，规劝他“时机急迫”，“速下决心”。郑接到信后，终于下决心，于10月19日率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部官兵投诚，使长春和平解放，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曾泽生所率部队完整地纳入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爱国将领，一是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33年到1945年；他满怀爱国热情，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功卓著。由于他能较好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与共产党的干部交往较多，引起了阎锡山、蒋介石的猜忌与不满，说他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即与“八路军”相差不远了)。虽然如此，且又非蒋的嫡系，但因为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声誉颇佳，蒋还是委任他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蒋给予的加官晋爵，也心知肚明是蒋想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来为蒋火中取栗。因此，他处处提防不被蒋吃掉，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势力，采取以走的姿态对付国民党，以联合的要求寄希望于共产党。到1948年11月，随着东北解放军的秘密进关和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特别是作为傅作义命根子的三十五军的被歼及随后天津的解放，使他欲走无路，欲战不能。在我军对北京的军事逼迫的同时，华北城工部正确贯彻运用中共中央的方针，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傅作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在与傅的代表进行的多次和平谈判中，我们充分考虑傅作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傅的利益。傅作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1日向下属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毅然率领所属的50万官兵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和大批珍贵文物完好地得到保存，使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灾，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对他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等人的起义和他们的起义电文，不但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而且不能不在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引起重大的反响。
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官孙兰锋通电起义，宣告绥远和平解放。稍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近十万人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2月9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联名宣布起义。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除上述重大起义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团结教育工作，国民党军官起义频频发生，仅1949年就有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官兵570多人于吴淞口外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之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人员驾驶20多架飞机举行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由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率领在战场上起义，使江阴要塞当即解放。在上海战役中，上海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3万多人起义。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率部分官兵起义。
所有上述国民党军政要人、爱国将领的起义，对于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统一战线思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的失败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好思想、政策的准备，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报告精神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批准了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政策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据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政治上要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战胜敌人，建设自己的国家。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利用、限制城乡资本主义，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
（二）阐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性质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又阐明了各个阶级在这个国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第三，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市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第四，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也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怎样贯彻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政策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并要求“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区域或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代表我党检讨了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态度，指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隆重召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经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于1949年9月2l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新政协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安全地将在香港、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1948年8月，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负责指挥、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担负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工作开始了。为使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又派钱之光前往香港，同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连贯、章汉夫、潘汉年、夏衍研究，部署接送事宜。经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克服困难，成功地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四批护送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
与此同时，在北平、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将吴晗、周建人、雷洁琼、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田汉等人护送到了中央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廖仲恺女儿廖梦醒陪同专程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商筹”“建设大计”。8月28日，宋庆龄在邓、廖陪同下乘专车抵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50人到车站迎接。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统战工作从中央城工部分离出来，恢复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建制，由李维汉任部长，高文华任副部长，由中共统战部具体承办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8月下旬，由于李维汉跌伤，由林伯渠代理该职)。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组长李维汉；第二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组长谭平山；第三组负责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董必武；第五组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宣言，组长郭沫若；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各项准备工作于9月初完成。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会议决定将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等3l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林伯渠任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主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持开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周恩来作了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9月27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当年为1949年；(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于27日和29日先后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
(1)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2)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0月9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毛泽东为第一届人民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在选举之后，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碑文，并在会议闭幕后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当日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大会宣告胜利闭幕。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会议推选林伯渠为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人群、旗帜、彩绸、鲜花和彩灯，汇成了喜庆、欢乐的海洋。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手升起了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全国人民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