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召开的。其基本任务就是：总结从“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在毛泽东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在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都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一）阐明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要求全党同志应充分认识到：“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
（二）论证了无产阶级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点和伟大创造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后，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三）重申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在今后，“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在《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这些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观点”。因此，“八大”强调要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党内存在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八大”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这些重要论述，为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充分地动员全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坚定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信念，鼓舞和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及其意义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在中国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经济建设工作中已出现的冒进又未能完全克服，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某些紧张。这年秋冬，在许多城市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中也发生一些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波。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导下，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比较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又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毛泽东敏锐地紧紧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重大课题，反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在这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从苏共、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他着重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并且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6月19日，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正式公开发表。这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对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篇著作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也是发展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实行这个方针，对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这个战略方针，
目标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讲大团结、大联合，认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的小圈子主义。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实行这个方针是一切人和事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当指导他们这么做。这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应有之义。这个方针，是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关于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项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还提出了判断人民内部各种是非问题的六条政治标准。
（三）关于工商业者问题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新中国，这种阶级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毛泽东批驳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些人散布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需要再提改造的论调，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也是不符合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的。他说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还强调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认真负责地开展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过去那种做法上粗糙，伤了一些人的缺点。
毛泽东着重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必要性。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在谈到“互相监督”时，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还揭露了西方两党制的实质，批驳了一些人的错误主张。他说：有一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巩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文中涉及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毛泽东重要讲话在统战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1956年7月和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广泛涉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家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家普遍表示拥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大解放”。但是座谈会中也反映出另外一种政治倾向：在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问题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提出，民主党派向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在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上，批评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民主建国会“以中小工商业者为基础”的发展方针，是团结中小资本家、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认为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有人再一次地攻击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是实行“防区制”、“包干制”，要求打破；还有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势力愿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在人民政协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成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
1956年11月，在民主建国会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该会有的领导人发表讲话，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红色资产阶级”；宣扬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自发性，淡化甚至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主张对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可斗争，只可鼓动，不要批评。围绕这些原则问题，民建会内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经过批评和斗争，认清了错误思想，教育了民建会中多数人。毛泽东对民建这一做法给以高度评价。12月7日、8日，他又分别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地民建会、工商联负责人，就时局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以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爱国的资产阶级，但是不要讲红色的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人们中，有进步、中间、落后，思想状态不一，要承认有两面性。如果说只有一面性，那就不利于改造和进步，就用不着学习了。整个阶级是爱国的，但还有落后因素，所以还要学习。承认缺点是有好处的。关于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说，赎买政策是要真正的赎买，不要半赎买半没收。工商联可以长期存在。定息取消后，还在进行工作，可以作为一部分劳动者的工会。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回答了一些统战对象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团结、稳定了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为了进一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统一统战部门干部的认识，研究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3月21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若干城市的党委统战部长或副部长出席了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会议讨论中大家争论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一）关于“放”与“收”的问题
李维汉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提倡加强政治和思想改造工作，要以道理说服人，不要以势力压服人。李维汉再三说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带根本性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收”的问题。至于在某件事、某个问题的具体处理方法上，有放有收是会有的。这种有放有收是日常工作中经常采用的、带技术性的方法，和上面所说的带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是不同的。
李维汉指出，从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发展趋势，是要逐步地转化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目前，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盟)，正处在向劳动人民联盟的过渡状态中，他们自身正在分化。由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总的说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因此，随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民主党派自身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同他们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李维汉指出，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消灭了民族间的对抗，而且在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间的统一性，巩固了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但是，民族矛盾还存在，民族差别还要长期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有待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地消除。自治权利的实现，目前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也非短时间内所能消除。各民族内部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消灭，个别民族内部阶级对抗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民族关系上。一部分民族矛盾还带有宗教矛盾的色彩。此外，还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一切，使民族矛盾呈现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只注意社会主义内容的一致性，而忽视民族形式的日益丰富多彩，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强求形式上的统一，就要犯错误。
李维汉指出，在中国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矛盾，信仰这种宗教或信仰那种宗教的矛盾，信仰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的矛盾。我们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正是为了在政治上团结宗教徒，争取宗教影响下的群众和广大人民一道，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在长时期内逐渐地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源。这些问题，要在道理上讲透，在政策上作妥当处理。
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要加强思想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他强调指出，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必须运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把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和尊重同盟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各民主党派享有政治上的自由、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的原则。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李维汉还讲到，右派的存在，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深刻的转变。而在干部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存在着许多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到会宣布中共中央准备在今年开始党内整风的决定，号召一切同共产党共同奋斗的人们勇敢地负起责任，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开展，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开展，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和报刊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应继续展开，以利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强调，党外人士参加我党的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要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起，分别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召开了13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的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在多次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对于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是大有益处的。在这些指示中，还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重视和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希望通过整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政府和各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共产党开展整风以及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广泛地揭露各方面的矛盾，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看成是天下即将大乱。他们散布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等等。这些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的意图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人看不清方向，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党的警惕和重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揭露其反动面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由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解决敌我矛盾的变化。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进行了部署和号召，一场波及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青岛会议后，又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使本已呈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弊端推至更为严重的地步。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的原意是要控制划分右派分子的范围，防止放宽标准，右派划得过多。但是，因为许多地方右派已经划完，此《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判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多人。
由于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从而又导致了对他们的处罚过于严厉。凡是共产党员的全部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遣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人也都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不少人甚至家破人亡。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遭受长期的委屈和打击，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伤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
（一）导致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却动摇以至否定了这个科学的论断，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左”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中共的历史时多次讲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二）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关系
整风初期，中共中央本来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增强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这个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统一战线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对于知识分子，本来在党的“八大”前后已经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民主党派又被说成“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民盟和农工党更被指控在整风过程中的表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由于这些严重的错误，使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团结合作和信任，遭到相当严重的削弱；使贯彻“双百”方针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气氛顿受压抑。从此，许多人不敢讲真话，不敢向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作批评，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状况。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致使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滋长。这对于改进共产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都是不利的。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教训是：作为执政党，对于在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微地、客观地加以分析，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领域内解决，决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轻率地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对矛盾的性质一时难以判定，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决不可就一时一事看人，而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思想认识有错误的人，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
1957年上半年，在共产党整风期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极少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借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在党的领导方面，反对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认为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不能为自己的民族谋幸福，主张按照不同民族划分共产党的组织；认为“少数民族不要党的领导也可以革命”，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民族关系方面，反对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排斥汉族，主张各民族单干，讲什么“没有汉人帮助一样进入社会主义”；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实行“联邦制”，等等。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显然是错误的。
针对当时民族地区极少数人中存在的民族主义，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示》。《指示》对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要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进行大鸣大放大讨论，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适当进行反右派的斗争；第二类，是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正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一般地要在党内进行整风，不能参加整风的，采取适当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第三类，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或不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直接过渡地区，可在党内有条件地进行整风，或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教育。《指示》规定，在二、三类地区党内外一般不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党内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认识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任何民族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各民族的大团结，要想单独得到进步和发展，不仅违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有的地方甚至把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列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斗争。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分子5000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共1700人。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占西藏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院和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的农奴主阶级，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牧场乃至农奴。而超过旧西藏人口90％的农奴，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于某一领主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世代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此种十分野蛮的反动的封建农奴社会制度，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是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这在《十七条协议》中也是明确规定了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的设想是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为使和平改革能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上层人士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西藏的民族才能发展和繁荣。与此同时，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广泛团结上层人士，积极进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1954年，李维汉邀集达赖、班禅及西藏在京的主要官员开会，就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事向他们作了说明，并对解决西藏历史问题发表了意见。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分别向达赖、班禅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至1962年)，西藏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的意见。
但是西藏上层中的一些人，无视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和等待，无视广大农奴的强烈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为此，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武装叛乱。1956年开始叛乱，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府，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西康藏区的叛乱被平息后，一些叛乱分子窜到西藏，于1956年在昌都地区又发动了叛乱。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叛乱分子在西藏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1957年下半年，西藏地方政府公然给各庙寺、宗本发布“密令”，煽动僧侣官员反对改革，并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之后，叛乱活动愈演愈烈。在西藏的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区，杀害干部，破坏交通，袭击军车和中央驻西藏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劫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当时西藏旧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众因遭受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就有70多起。在美国为首的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经过西藏反动的农奴主的长期精心策划，于1959年2月，在西藏新年法会期间，叛乱分子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逮捕中央驻拉萨人员，武装包围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并于3月10日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地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无视中央的要求和警告，继续进行叛乱活动，并于3月18日夜悍然"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成立流亡政府。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作出了平息叛乱的决定。1959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对叛乱集团进行了讨伐。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到1961年底，平叛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的指示(草案)》，提出了平叛改革的方针。因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使中央曾经提出的“六年不改的方针”不能继续执行下去了。中央在指示中提出边平叛边改革，先平叛先改革，后平叛后改革，未平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西藏的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三反(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双减(即减租、减息)。第二步进行土地分配。由于农村、牧区、寺庙情况迥异和各有特点，因而在改革的具体步骤、方针政策上有所不同。在农区，没收叛乱领主和代理人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给贫苦农民；在牧区，除没收叛乱领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所有外，对整个牧区生活资料所有制不予变革，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寺庙，严格区分宗教信仰与封建特权、封建剥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凡属封建性质的，予以废除，实行政教分离；对未叛领主、代理人和僧侣占有的生产资料，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保证他们改革后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这样做，既照顾了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利益，也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60年底，西藏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后，彻底摧毁了三大领主的政教合一的反动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广大农牧民群众翻身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西藏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让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稳定一个时期，还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让翻身的农牧民确实尝到民主改革带来的好处。按照这些规定，根据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西藏的各项基本政策，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这就使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出现了政治局势稳定、民族团结增强的大好形势。农牧民群众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代”。
为纠正“左”倾错误、活跃国家民主生活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创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一些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仍然严重存在，在一些干部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还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于1957年7月20日到8月6日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就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周恩来于8月4日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又澄清了当时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它是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点是：
周恩来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周恩来同时又指出：“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满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宪法上规定了的。他还指出：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采用苏联的联邦制？这是由于两国的历史发展不同，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多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周恩来指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他强调，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进一步指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于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改革就是使大家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周恩来指出：“肯定地说，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这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是注意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检查，多批评。同时，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他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化问题。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他还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说：“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他指出：“关于民族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比例。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
周恩来的讲话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正确实践的一次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正走向成熟和完善。
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中表现出来的“左”的思想蔓延到经济领域。在这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南京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都错误地批评了提出在经济工作中“反冒进”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指责他们“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右倾”、“促退”的方向性错误。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宣传中又片面地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的风气便压倒了一切，形成了全国“大跃进”的狂热，助长了“瞎指挥”、“浮夸风”，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急剧泛滥起来。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同样有所表现。为了扭转错误的做法带来的影响，1958年6、7月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达1009人，历时35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统战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会对统战工作作了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批评了会议上表现出的过热情绪，提出了“弛”的方针，进一步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彭真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从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毛主席经常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那么紧不行，要松一松。不要把一些大学教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长期放下去参加义务劳动。必须看到，党外朋友经过整风交心运动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比较大的进步。各级党委、各级统战部门，凡是有统战对象的单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人员那样，耐心地帮助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各种实践中得到改造锻炼。从旧社会过来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可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这个愿望，人民有这个需要，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有人主张取消资本家的定息，中国共产党宣布过，定息要再延长几年，讲了的话要算数。定息这几个钱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数，况且取消定息必然给他们生活带来一些困难，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讲了改造、团结、学习三方面的问题。在改造问题上，他强调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根本方法是说服教育，而不是强迫压服。批评要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不要把形势逼人同说服教育对立起来。要善于把说服教育变成他们自己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团结问题上，他指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是以“六条政治标准”为基础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仍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该搞好和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合作，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而“适当安排”，则是团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团结本身就包括"安排"这一项。李维汉说，不能主观地说团结为主或者斗争为主，一切决定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关于统战工作干部的学习问题，李维汉强调，要把工作、学习和党性锻炼凝为一体，党的立场、政治方向一定要把稳，要抓住工作的主要环节，搞好调查研究，把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
会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同意，批转各地研究执行。《报告》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的最终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把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确定了下一步统战工作要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要着重推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投身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在实践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这一方针，虽然只是斗争策略的调整，还不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但它毕竟缓和了一年多来的紧张的阶级斗争，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在当时形势下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民主党派中提倡“神仙会”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许多已被认识、亟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存在并蔓延起来。但是，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采取了比较慎重和稳妥的方针。9月15日，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宣布，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11月，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报送中央。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中共中央很快就批转了这个文件。
1959年底，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虽然中央已要求不在党外人士中搞运动，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仍把这个运动推到党外，有的在党外人士中搞了重点批判。因此，会议开始的时候，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来开会前就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这种形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形成混乱，也是违反中央的指示的。为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他们开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两会的领导人陈叔通、黄炎培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式化的开会方法，不要搞什么检查过关，而应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开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要开好“神仙会”，就必须贯彻“三自”和“三不”的原则，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在长达65天的预备会议中，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会上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实现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民建会主委黄炎培高兴地说：“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
在两会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同两会领导人举行了座谈。他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基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界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要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神仙会”首先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和取得成功后，继而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
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这些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
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的中央全会都取得了成功。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积极性。民盟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是和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的，也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的。由于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也基本上达到了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解决问题的目的。大家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扩大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相。毛主席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缓和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实践证明，“神仙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推动自我改造的好方式。这是统一战线工作一个成功的经验，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在那种“左”的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的努力。
为右派摘掉帽子和特赦一批战犯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关系，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在国庆节前后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数“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20％左右为好”，并许诺今后还将分批分期摘掉右派的帽子。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根据中央指示，全国第一批共摘掉了约4．5万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对他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1960年要摘掉15％——20％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能与“地、富、反、坏分子等同起来”。1961年9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提出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比例一般不要低于30％，并根据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主管的指示，成立了由统战、组织、政法、宣传、文教等部门组成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在统战部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这一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1962年春夏，各地在贯彻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期间，根据毛泽东关于对过去处理错了的一些干部，"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的精神，在摘掉帽子的同时，改正了几万人的右派问题。
1962年夏，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为错划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报告认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或右派本人或其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提出1962年摘掉帽子的面不要低于70％——80％。但是，中央统战部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接受，还被严厉地批评了甄别平反的提法和摘帽子面太大。随着以后“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使右派改正问题成了一个禁区，再无人敢提。尽管留下了这一历史遗憾，但是，使数十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当时形势下，还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很好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一贯的“惩办、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对战争罪犯进行关押改造。1959年，毛泽东建议在庆祝国庆十周年之际赦免一批战犯。同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2月4日，杜聿明、爱新觉罗·溥仪等33名战犯被首批特赦。此后，人民政府又陆续释放了5批战争罪犯。至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前，共释放了296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部战争罪犯在押期间所给予的教育及生活上的周全照顾，特赦后给予的优厚待遇，不仅使受赦者深受感动，同时也极大地教育鼓舞了他们的亲属。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一壮举，同样给统一战线带来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起到了团结、稳定、调动积极因素的重要作用。
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的召开
为了调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正确理解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政治领导，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双百”方针，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施行，使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些缓解，科学、教育、文化部门的工作秩序逐渐恢复。但是要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落实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势必要求从指导思想上端正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科学的判断。而旨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制定的上述三个工作条例，还没有涉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1962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简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阶层。中国共产党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之内。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联盟，这是同非劳动者的联盟。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坚持上述两个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这个方针绝不会由于反击右派的进攻及其他暂时的政治风波而发生动摇。《讲话》重申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和“八大”对我国知识分子所作的基本估计，再一次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他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努力工作，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他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讲话》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各级部门，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切实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确实存在的错误，并帮助他们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
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至今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广泛的赞扬，为缓解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共中央内部有少数人对他们的讲话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对此保持沉默!这意味着我们全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还未完全统一，预示着政策上的反复还未到此终了。
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62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广州会议上、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和新任务。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指出：“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根据“七千人大会”做好调整工作的精神和周恩来的上述讲话精神，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点研究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
会议期间，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周恩来、邓小平等作了重要指示，主要内容是：
(1)关于统一战线。邓小平说，还是讲老话，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是三大法宝之一，要重申统战工作的长期性。周恩来说，在精简工作中，统战部不拆庙，人数可以斟酌一下。原则上不要削弱，质量还要加强，过去调走的人还要归队，机构要保留。要恢复过去的一套经常工作。(2)关于在精简中涉及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如何处理。周恩来、邓小平讲了三条处理原则：一是一般不下放农村，个别自愿的可以，但不能强迫，不要动员；二是处理上要一视同仁；三是处理不要太急，要安置好，使他们稳定下来。(3)关于甄别平反和右派摘帽问题。凡属在反右派中戴了帽子、受到重点批判的，一揽子解决，统统摘掉。县以下这几年搞错了的，搞过头的，一风吹。县以上的，要一个一个地处理。右派摘帽，还是按过去的正常办法，一个一个摘。要肯定一条，右派的问题不要涉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应该同其他人一视同仁。(4)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对于原在政府机关、企业的党外人士，都要重申过去中央的规定，使其有职有权。精简中涉及党外人士的，原则是要继续包下来，使他们各得其所，包括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在内。(5)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这样讲：一是一般不再叫资产阶级政党，二是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对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可继续讨论研究，不要匆忙作结论，哪一天搞清楚了哪一天谈。
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此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忘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年来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和许多重要指示和规定；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情绪，任意或擅自修改党的政策，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所有这些，对于党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我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长期的。认为统战工作无关重要，甚至可以不做了，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纠正“左”的错误
为了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检查大跃进以来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民族关系，1962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
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了在民族、宗教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一些地区，对于两类矛盾的区别没有掌握好，有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一些干部把民族融合讲得很乱，把民族融合当做实际任务来处理；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忽视自治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撤销自治地方，有的合并自治地方，有的上级机关布置工作不经过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干部，在近几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批判过头，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同民族上层人士协商不够，有的地方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批斗；废除封建压迫制度后，在宗教工作中忽视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寺庙、喇嘛、阿訇留得很少；近几年来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增长。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会讲了话。他肯定会议总结了经验，交换了意见，会议开得好。他说，近几年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迅速纠正。并强调了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经过研究，决定以乌兰夫等人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处理意见。提出凡是1958年以来被撤销合并的民族自治县一律恢复；自治州由专署代管或同专署行署合署办公的，迅速恢复原建制；民族地区的乡和公社以下的干部，一般应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担任；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派”、整风整社、民族改革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不管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迅速地甄别平反；民族上层人士凡被错划了、错捕了、错处理了的，要甄别，该平反的要坚决平反，不该降职、撤职而降职、撤职的，要恢复原职，在生活待遇上，一律要和同级中共党员干部一视同仁，并且对他们加以照顾。
中共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等人的报告。中央指示各级党委要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长期地进行经常性的工作，方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任何人不准在党的方针政策之外另出点子，另行章程。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还要求：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简，还要适当加强。
这次会议是一次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参加的“神仙会”，共同研究分析了民族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会上所呈现的民主、团结气氛在当时是鲜有的。
统一战线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会议期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因此，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罗织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彭德怀因于这年6月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了申诉书，要求平反，于是大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进行审查。也有人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李维汉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将回到中央统战部进行检查。
1962年10月，中央统战部在学习和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以所谓“政策理论检查”的名义，对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历时半年多。不少与会干部不赞成对一些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简单地予以否定，对指向李维汉的批评抱有疑问和不理解。
1963年4月19日，中央派人出席了中央统战部的部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会议的总结。这个总结指出：中央统战部开了35次会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原因是会议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消灭阶级的问题，就是阶级观点不明确。此后，在中央统战部又召开了五次部务扩大会议，进行检讨和批判，最终形成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报告》(简称《专题报告》)。《专题报告》接受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论断，对1956年以来李维汉在统一战线政策、理论方面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论断和意见，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颠倒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论是非。5月27日，中央统战部将《专题报告》报送中共中央。196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加以研究，检查近年来统战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央统战部。他说：“统战部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投降。”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批评，中央统战部从8月开始，召开部务会议，对李维汉进行了点名的第二轮批判。
经过几次会议后，中央统战部于1964年1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的问题的报告》，给李维汉罗列了八条罪名。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维汉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不久，在三届全国人大和三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又撤销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的职务。
对李维汉的两场批判，涉及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的多方面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所谓的“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这些就是当时强加给李维汉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事实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等提法，虽是由李维汉最早提出的，但当周恩来指出或本人觉察到理论上的不完整后，就放弃使用了；而“社会主义宗教”，李维汉从来没这样讲过，完全是批判中强加于他的；李维汉虽曾在1957年底起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过程中，提出了“在5年或者5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的想法，就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与1962年取消定息时的要求相适应。应当说，这个想法并没有错。至于“社会主义民族”，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正确的。
对李维汉的两次错误批判，不仅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大、突出贡献的卓越领导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使一系列重大的统战理论政策的是非完全颠倒了，造成了统战工作中极大的思想混乱。把这种批判推向全国，更使不少统战、民族、宗教干部受到株连、迫害，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这两场错误批判，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在统一战线系统的预演和前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